（讯报综合讯）因为鼓动支持者到华盛顿进行大规模抗议集会并导致事态失控，造成国会沦陷，多人死伤，创下两百多年来美国宪政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历史记录，特朗普（Donald Trump）正陷入众叛亲离的绝望困境。社交媒体平台先后宣布封禁或限制特朗普与其相关内容，更是对这个靠社交媒体平台展现社会存在，并与支持者“川粉”互动的非典型总统的一个致命打击。
特朗普有今天即创造了历史，也可以说是咎由自取。说他创造历史，是因为回顾美国历史并放眼世界，除了发生政变丢掉权力，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在任内就被本国的媒体平台集体封杀过，所以，特朗普虽然今天还是美国在位总统，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正经历一场“民主政变”也并不为过。
说他咎由自取，是因为他上任后的施政政策不仅给世界秩序造成了严重混乱，导致美国的国家形象与软实力严重受损，在内部还因为防疫无能而导致新冠疫情扩散，给普通美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与健康带来严重危机，并重创美国经济。
他在任内推行的其它政策也导致美国社会严重撕裂，尤其在总统大选失败后，他拒不承认败选，以对手舞弊“偷掉选举”为名多次鼓动支持者大规模抗议，给美国赖以保证政治稳定的宪政民主制度带来了严重伤害。特朗普以林肯（Abraham Lincoln）为自己的政治榜样，但是他上任后的所作所为不仅没能像林肯那样给美国带来团结与荣耀，反而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秩序的灾难。
但是，即便是特朗普如此“胡闹”，社交媒体封禁他的账号也在法律程序与行为伦理上存在可争议之处，不管特朗普是美国总统还是普通用户，社交媒体的行为都已经具有了滥用媒体地位与数据优势以实施数字专制的嫌疑。
更重要的是，这些社交媒体巨头本身就是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经常挟媒体平台优势在政治活动中发挥影响力。以特朗普为例，因为个人利益与政治政见不同，自上任以来就和媒体关系不睦，那么这些社交媒体封杀特朗普的行为，就兼具了“报私仇”与政治参与的双重意义，是一种赤裸裸的数字暴政，即违背了民主政治与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又是对媒体经常自诩“独立”、“客观”、“公正”等价值的强烈讽刺。
事实上，特朗普被社交封杀后，就连一向和他关系紧张的一些欧洲政治人物都认识到这种行为的不合理性，已经构成了对一些西方社会基本价值规范与国家行政与司法主权的严峻挑战。
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就认为推特（Twitter）和其他社交网络封禁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账户的行为是“有问题的”，因为网络平台所有者不能决定他人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利。默克尔的发言人表示，“言论自由是（民众）重要的基本权利，这项基本权利可以通过法律和立法机构进行限制，而不应受到社交媒体平台的影响。”
此外，法国财长勒梅尔（Bruno Le Maire）也在法国国营广播电台“France Inter” 采访中说，监管数字空间是应该的，但不应由互联网巨头来做。勒梅尔称，他震惊于推特自己关闭这个账号，认为“数字寡头是悬在所有国家和民主制度头上的威胁之一。”监督数字空间是应该的，但不应该由数字寡头来做。应该让拥有主权的人民，国家和司法来做。
不仅如此，在这次美国大选期间，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一篇发表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题为《如何从大型科技公司手中拯救民主》（How to Save Democracy From Technology: Ending Big Tech’s Information Monopoly）的文中就指出，政府监管、拆分巨头、诉诸隐私法等传统方法，都无法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大型科技公司对民主政治构成的潜在威胁。这些庞然大物，不仅掌握着强大的经济力量，还因为它们对政治传播拥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力，支配了信息的传播和对政治动员的协调，对运作良好的民主制度已经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威胁。
弗朗西斯·福山因此指出，遏制大型科技公司的经济理由很复杂。不过，存在一个更具说服力的政治理由，即互联网平台造成的政治危害，远比它们造成的任何经济损害都更令人担忧。它们真正的危险，不是扭曲了市场，而是威胁到了民主。
而实际上，这些大型科技公司的行为不仅如福山所言威胁到西方国家的民主，还威胁到了普遍意义上的国家司法与行政主权。因此，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将不仅是西方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也是其它国家必须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
当然，无论问题怎样解决，有三个原则必须平衡照顾：一个是国家应有的行政与司法主权，一个是社会大众依法应享有的言论自由与民主权利，一个是企业在法治轨道上应有的持续发展权利，在不同国家，这三者需要不同的平衡侧重。任何偏执一方而不顾其它的行为都是非科学的行为，甚至是流氓暴政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