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报综合讯）随着美国总统职务交接日的临近，“当选总统”拜登（Joe Biden）多次就其政策偏好及其政府将实施的政策，对外吹风。其中，对华政策是其常常挂在嘴边的话题。
总体来看，拜登不大可能扭转美国对华战略转型的趋势，即从建设性接触融合转向全面战略竞争。在特朗普（Donald Trump）执政时期，这一战略转型已然成型。
美国会的一系列涉华法案，特别是最近由特朗普签署的《台湾保证法案》和《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及由于特朗普拒签、众议院已经推翻了总统决定的新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都对任何一位下届总统给予了强大的牵制。
特朗普在其任期推动以调整贸易关系为核心的对华政策，其已经形成的某些“成果”——比如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也将对新任总统形成牵制。然而，由于美国总统拥有国会所没有的外交权限，因此，如果拜登得以成功入驻白宫，那么他仍然有很大的空间调整外交政策的重点和优先次序，某种程度地改变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重点和方式，进而形成自身的一些特色。
从其一段时间以来的对外表态看，拜登在三个细节上暗示或者透露了其上任后对华政策的趋向，比较突出的是我近期时常指出的“阶段性战略缓和”，是很有可能在其执政前期实现的。
第一个细节是，选举日前，拜登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采访回答对中俄的定位时认为，俄罗斯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而中国是最大的竞争者。
这一定位就明显区别于特朗普政府。在后者眼中，中国无疑是最大的战略竞争者，同时是最大的威胁，特别是在特朗普执政后期，包括蓬佩奥（Mike Pompeo）、奥布莱恩（Robert Charles O’Brien）及其他强力机构负责人都倾向于将中国描述为美国的“敌人”。
特朗普政府的微妙不同在于，其认为俄罗斯是眼前的最大威胁，而中国是美国的长期“威胁”。
拜登对中国定位背后是其包括对华认知在内的复杂因素决定的，但至少表明，在其政策设计中，将不会像特朗普政府后期那样急于将中国作为“敌人”来塑造其政府执政初期的对华政策。
第二个细节是，拜登在与日本首相菅义伟11月12日通话时，对“印太”的措辞的改变：不再是“自由开放的印太”，而是“安全繁荣的印太”，这一颇为“神秘”的通话中的措辞改变，随后在菅义伟的对外表态中得到体现。
虽然只是四字之差，但背后却隐含着政策导向和重点的变化的潜在可能性。
这番通话一方面表明，拜登政府将会坚持“印太”的提法，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被认为是“继承”了特朗普的印太政策，因此在措辞上进行了调整。
不过，对“印太”的新表述并不符合民主党的外交政策传统——突出价值观导向，因此这代表了美国新政府将较大幅度改变其印太政策，还仅仅是拜登想要凸显自身的独特性，还有待观察，但也说明，在其执政早期，在如何实施“印太”政策上，其政府是有回旋余地的，也就是可能将美中关系暂时调适为“阶段性战略缓和”。
第三个细节是，拜登12月28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美国“同时面临着四个历史性危机”，并称，他的团队正在努力尽快应对这些挑战。这四个挑战分别是，新冠疫情、经济、气候变化和种族公正。
拜登所强调的国家挑战，在特朗普那里就全不是那么回事。前者对当前形势的判断显示，在其执政早期，内部事务将是其施政重点。根据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与中国的合作历史可见，双方在气候变化方面可能会比较多共同语言。
经济上，拜登已经对外声明其就任后不会马上改变特朗普与中国签订的贸易协定。这就表示，他将继续利用特朗普的这份协定跟中方讨价还价，以便更好地实现本国经济复苏。
事实上中国正在认真执行第一阶段协议，就连在贸易问题上苛刻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也予以肯定。因此，在贸易问题上，中方是可以与拜登政府谈妥的。
在新冠疫情问题上，同样如此，他很可能在一定时间里对中国发起特朗普式的批评，但其最终是要为实际的经济政策服务的——在拜登那里可能成为一项外交施压工具，而不是目的。
从这些角度看，拜登政府在得到自己的某些要价后，与中方共同矫正当前日趋恶化的中美关系，使两国关系“触底反弹”，完全是可能的。
中美关系在经过四年的紧张对抗后，一定程度地“软着陆”，开启“阶段性战略缓和”，然而，可能是一回事，能成是另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