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冬天，出奇地冷。大山是冰雪的世界，山谷是幽深的冰窖，我们是挣扎在窖底的小鱼，冷得呼吸都有困难。
那时，我没有皮棉帽，没有保暖内衣，没有厚手套，山谷里唿哨的风刺剐我的耳朵、手掌、脚背。我的耳朵厚实了，脸蛋青紫了，手脚背成馒头了，指头成胡萝卜了。冻疮如期而至。皮肤下有硬块鼓起了包，奇痒如小虫钻进了骨头，用手挠，用嘴咬，用脚蹭，包越大越亮，“啪”，裂开一个口子，流出脓血，掉着血痂，钻心般地疼。这冻疮仿佛在我身上扎下了根，年年冬天都发芽、生长。
母亲疼在心口，她不要我受伤痛，她要打败冻疮，剜去冻疮的“根”。
家里养两只“自留羊”。夏初，剪了羊毛，大部分卖了，换成了家里的油、盐、酱、醋和我的学费，母亲留下一些。耕种歇息时，母亲捻转线陀纺线；深夜煤油灯下，母亲给我编织毛袜、毛手套。但母亲编织的这些“武装”，却未能抵挡住冻疮对我的进攻。
听说用牛粪敷，能治冻疮。晚饭后，母亲让我做作业，她裹紧衣服出门了。暮色昏暗，厉风啸叫，冰粒打面。“咯吱、咯吱”，母亲踏着厚厚的积雪行走在山坡上，她弓身寻找牛粪。牛粪是地里的肥料，捡牛粪能折算工分，山坡上的牛粪很少。母亲走很长的路，才捡来两三坨。母亲哈着气回来，额头、眉毛结上了冰霜。母亲把牛粪放在铁炉上，“滋滋”，牛粪呻吟着冒出白汽，屋子里充斥尿臊味。母亲拿起湿热的牛粪用手试试，摁到我手背、脚背、脸上的冻疮处，温乎乎的烫热渗到骨头里，舒坦熨帖。每晚，母亲给我敷半宿，但这个办法收效甚微。
母亲从村卫生所的赤脚医生那儿讨来一个土方。她把姜片、干辣椒放到锅中，“咕咚咚”熬水。水呈褐红色，水放温热，母亲让我洗手、洗脚。我疼得呲牙裂嘴，母亲鼓励我：“长痛不如短痛，男子汉要忍住。”母亲要“以毒攻毒”灭掉冻疮，但这办法太疼，我受不了。
母亲又打听到萝卜渣效果好，她把萝卜切成碎沫，放到锅里煮，打捞出萝卜渣，包在纱布里，热敷到冻疮处；母亲找来独头紫皮大蒜，捣烂成蒜泥，用醋调和，涂抹到冻疮处……
母亲用尽了办法，也没剜去扎根在我身上的冻疮。但母亲与冻疮旷日持久的战斗，却永远烙进我的记忆。以致现在回想起来，冻疮的痛感早就消逝，但母亲的温暖却长留心间。
作者：蔡永平
